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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項充滿競爭意味的工程，對裝潢於每一個不發達區域的縣委書記而言，能夠戴上“貧困縣”的帽子，都可以作為時任一把手擁有卓越政績的例證。然而，在人們關心貧困縣的名單究竟“花落誰家”時，審計署公佈的一份審計報告則提醒我們，許多貧困縣在使用扶貧資金時，都充滿著一系列的嚴重問題。12月28日，審計署公佈的報告顯示：11個縣存在貪污侵占扶貧資金的問題；10個縣違規支出招待費用於請客、送禮、旅游等，違規總金額接近1110萬元；17個縣存在各種騙取扶貧資金的事實，總額超過了2150萬元。
　　而事實上，在信息傳播愈發便捷的今天，有關扶貧資金違規使用，乃至競爭扶貧縣時的一些不正當行為，早已有過多次的報道。僅近些年，諸如“湖北秭歸80萬天價接待費”、湖南新化縣強扣水利款建旅游區、四川巴中三個縣政府領導嚴重超編等類似的事件都曾引發過對扶貧資金安全問題的討論，而《南方周末》報道中一位競爭失敗的縣委書記給出的“這次沒裝潢爭取到貧困縣是因為我們真的太窮了”的感慨，則更激起了輿論對現有“扶貧模式”的拷問。
　　作為扶貧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並非不清楚現有扶貧模式的尷尬所在。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央的對策主要在於利用信息技術解決資金髮放的“陽光化”。近年來，在很多直接補助農民的項目中，通過建立網站及時公佈補貼發放情況，以及直接匯入農民賬戶等形式，中間政府截留扶貧資金的現象正在逐漸減少。不過，在一些幫扶地方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建設的項目上，上級政府的資金不可能交由單個民眾，而只能劃撥網路行銷到縣域政府。更何況，要搭建中央與單個農民的直接聯繫，其成本可謂巨大，作為上級政府的下級或者派出機構，選擇劃撥給下級政府，並由其來具體安排，也更容易應對具體問題。
　　因此，建立中央與個人的直接聯繫只能適用於一些個別項目，就整體而言，選擇地方政府作為扶貧資金的接收主力幾乎無可避免。在上層監督因為成本巨大而無法到達，下層監督因為缺乏制度渠道無法深入，這就使得扶貧本身容易成為西裝外套腐敗的溫床，也間接製造出地方爭當“貧困縣”的動力。
　　故而，擺在中央面前的形勢是，直接將財政資金劃撥給縣級政府，其優勢在二胎於借助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劣勢在於地方政府的利益自主性作祟，造成截留和違規使用問題；反之，如果繞開地方政府，優勢在於避免了地方政府的截留，但劣勢在於個體和其他社會力量缺乏接納資金的能力，遑論資金的監管了，這就無法形成扶貧的政策效力。
　　所以，面對現有扶貧模式的主要癥結，完全放棄現有模式當然不可能，也不存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但是強化資金使用過程的監督力量，以及培育其他社會力量的接納能力，都可以成為下一步完善扶貧工作的努力方向。就監督而言，以建立制度化的公開平臺為基礎，輔之以信息技術的推廣，調動基層民眾與上層監督力量的聯動，理應形成一個基本框架。而就扶持其他扶貧力量而言，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推進社會組織在貧困地區的發展和扎根，也極具現實意義。這是因為相對於貧困地區的政府，作為外來力量的社會機構往往更具先進的觀念和治理框架，容易和外界的監督形式實現對接。
　　當然，無論是強化資金監管還是培植社會扶貧力量，實現對地方政府的約束都是前提所在。如果不能實現對貧困地區政府干涉資金的能力的制約，“扶貧經濟”和“扶貧腐敗”的問題就不會消失，扶貧效果大打折扣的結果也不會改變。從這裡出發，審計署的審計結果作為一種規制力量，所呈現的意義極為重要；而更重要的是，類似的監督，必須延伸到具體的問責才能真正發揮其效果。　　（原標題：[社論]資金濫用現象頻發拷問現行扶貧模式）